中国法理中亲子关系和夫妇关系间的不同，正是家庭主义道德观顽强持续的另一个重要例证和阐明。
而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考虑，如果拒绝法庭建议的调解方案，紧跟着便要面对法庭的正式判决。本文用意不仅在于论证道德与法律的结合在过去实际存在并在当今必然存在，也在于论证这样的结合并不一定是模糊的，而可以是清晰和精确的，并且是依赖可说明的理性原则的。
（二）超前的性别平等追求对妇女的负面影响 如此的负面效果也可见于与上述例子相反的一个例子，即超前的道德理念追求导致对许多妇女的伤害。而礼不仅是关乎民事领域的道德准则，更多是涉及按照尊卑身份来定刑的刑事领域法则。③这也是后现代主义为什么会特别强调特殊主义，针对现代主义的普适主义而主张把一切历史化，把法律置于具体的时空情境中，并在价值观上侧重传统、历史和地方的特殊性。中国对西方赡养法律如此重新理解说明的是孝道德准则的顽强持续。在侵权法中，区别有过错和无过错的民事损害，是一种调和（引进的）抽象法则和不同逻辑的具体事实情况的结合（syncretism）。
对许多妇女来说，在面对那样的嫌疑下，最终只能用自杀来表明自己的清白。结果是，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在1950年到1953年间，每年平均有七八万妇女因此自杀。通过对这些论文主题的大致观察，可以发现，法理学界依然十分关注中国法治问题的研究，十分关注权利范畴的研究，十分关注法学学科研究路径特别是新兴法理学门类的发展。
人本的过程性要求过程本身的人本性，特别是公权力运作过程及程序本身的人本性。关键词：法理学|社会转型|学科发展 在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社会转型是当下中国面临的最为艰巨的现代性课题。从"分段数量"的统计中可以发现，1961年之后出生的作者构成了法理学研究的主力，占据了将近八成的比例。（一）人本法律观与和谐法治研究 "人本法律观"是2007年全国法理学年会的主题，也是广受学界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许多知名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观点。
坚持适度的形式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依赖规则和逻辑，相信大多数情况下法律会提供确定的答案，是法律人必须信守的禁欲，它能确保法律的可预期性，确保法治社会中最有可能实现的形式正义。一些学者就法律推理的技术问题做了有益的探索。
司法权力或法律解释权的分散是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基本特点。人的联合在私人空间和政治领域为人们之间的合理互动提供了基础，如何保障人的联合的有效实现是判定一个国家民主、宪政化程度的重要标尺。李晓兵则提醒我们首先要注意司法权的国家属性，即司法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基本环节，还要注意司法改革的层次性的差别，特别是区分司法改革的结构性和程序性。但在我国现实社会矛盾作用下，出现了一些溢出了常规性司法的专业化及技术化范畴的非常规纠纷。
丁文认为权利限制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界定权利边界，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和扩大权利。（四）法学（法律）方法论研究 法学方法论的发展必须对其基础理论上下求索，徐振东在这方面做了努力，他评析了后现代法学方法论的几种主要的法律思维形式，包括反基础主义、解构主义和新实用主义。而在法律权威、守法观念尚未完全确立的今天的中国，我们更需要那种独立于政治考量之外的法律方法而不是直接质疑法律本身。和谐法治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法治的内部和谐，即法律规范体系与法律价值体系的和谐、法律运行各个环节的和谐。
转型中国对理论的强烈需求使我们对法理学研究怀有极大的期望，期望它继续保持其中国性、问题性、实践性的品质，继续拓宽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方法、壮大研究队伍，不断拓进新境界，不断推出具有原创性和指导性的理论成果，唯此方能以法理学话语影响中国的历史与未来，方能在世界法学中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二是发挥执法和司法活动的示范效应。
在特定的社会情景系统里，他们都是娴熟的、成功的角色扮演者，都是有"高度责任感"的法官。我们看到，近几年的法理学研究正在践行这种规律和道路，我们期待着法理学研究继续拓展专题论域的广阔性和精细度，不断激发法理学的新空间、新范式、新语境，重要的是要以问题为研究中心而不是以人为划分的学科为中心。
这一结果与我们日常的感受大体是一致的，它表明法理学界仍在不断探索属于自己的主题，逐步形成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研究积累和研究规范，这是一个学科由初创到成长再到成熟的必经阶段，它还将伴随中国法理学一个较长时期。强制性调解构成对法治基本价值的损害。在大型有组织社会，发达的调解与人治并存，判决的权威是法治社会的标志。周永坤认为，人权不仅是全球化的动力，也是全球化的组成部分。某些主题的论文数量激增，这提醒我们要非常重视学术期刊的引导作用，数个专题研究栏目的开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论文选题的取向和规模。邓正来引发的反思中国法学理想图景的讨论占据着学界思考的重心，反思法学发展成为时兴话语。
两年来，法学界针对邓文并且超越邓文对中国法学展开了持续性、高密度、多维度的大讨论。实现人权理想的重要途径是使人权走向制度化，建立国家和区域性的人权机构是制度化人权的尝试。
2007年的中国法理学研究更加深入自觉地回应了社会转型的趋势，学术话题、学科品位、研究空间、研究方法进深发展。张洪涛从反面证明了一种担忧--企图通过化繁为简地移植西方法律的方式来实现法制现代化，而非源于对本国"活法"的现代化改造，导致了法律运行受到来自于本国习惯的巨大挑战。
中国法制现代化一方面要摆脱传统的束缚，另一方面要审慎借鉴西方。在司法改革过程中，有关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职能等问题多有讨论。
刘国利和谭正分析了人文主义法学视野下解决权利冲突的原则，包括权利位阶原则、权利平衡原则、最大利益原则、保护弱者原则以及权利克制原则。在他看来，调解是不发达社会中主导的纠纷解决制度。孙笑侠和周婧解读了昂格尔的批判性法律方法论，认为昂格尔那种根据政治的现实需要所展开的法律方法是一种政治化的法律方法，在其力图从政治世界寻找法律决定的正当性依据之时有可能被政治实力左右。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法律文化、法律移植和法律解释都呈现一种由升温到热点再到降温的过程，而法律论证则呈现升温态势。
周赞反思民间法研究中的社会实证法时提出，当前研究没有对作为民间法研究的基本方法予以反思，尤其缺乏对社会实证方法的反思，而实证方法的引人为各种片面追求所谓逻辑严整的形而上学式的法学理论提供了解毒剂。作为实务部门的学者型官员，朱孝清从应然的角度指出，监督是检察机关与生俱来的固有属性，中国设立法律监督机关是由国体、政体、国情及制度传统决定的，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诸项职能是科学、合理的，应朝着强化的方向予以改革完善。
二、法理学研究的主要观点 2007年的法理学研究涌现出了大量理论新观点，法理学的田地里呈现一片陆离的色彩和收获的繁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法学研究需要认真回应这一时代主题。
熊静波认为所谓的表达自由的界限主要通过对权利范围的限制来体现，而在权利限制时其核心部分不应被感动，划分权利之间的界限有赖于法益衡量。毫无疑问，我们必须以全球眼光促进法理学的发展，胸怀世界，博观约取。
在一些"疑难案件"中，真正凸现的不是不同权利本身之间的位阶、顺序先后之纷，而是支持不同主张的力量的较量，这反映了转型社会下不同利益的重组。关于法律解释的其他问题，田芳注意到，我国目前的宪法解释权、法律统一解释权均处权力真空状态，建议完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统一解释功能。（二）法制现代化与中国法治问题 本年度，法制现代化研究继续受到学者关注，《政法论坛》还专门开辟了"中国法制现代化与现代性"主题研讨专栏，刊发了一系列具有反思精神的文章。上述著作的主题至少体现出了两个特点，一是法理学的研究视野具有交叉性、融贯性、探索性，研究成果力求专、深、精，这与以往的著作要么囿于狭隘学科视域、要么宛若巨制实则虚弱的倾向相比有了长足进步。
法学本质上应该取法的哪一个向度？或者是三者的混合吗？孙笑侠认为，规范法学是一切法学的基础。需要注意的是，法理学的全球视野与中国意识中必须时刻褒有人文关怀的精神，它是法理学回应社会需求的知识转型应有的态度，也是形成其独有学术魅力的基本要素，构成了学人们的精神依托与归宿。
这种情形至少是受以下几方面因素影响。龙宗智在评析转型期法治发展时指出，转型期法治是一种有限法治，要以相对合理主义的方式推动法治建设。
刘仁山和粟烟涛认为，法律冲突的背后体现着不同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以及各国人民之间私权冲突，法律选择的结果正是不同国家权力间以及各国人民私权间博弈的结果。高鸿钧从法律文化的视角揭示了中国法治面临的五大冲突，即本土法律文化与外来法律制度之间、不同法律文化之间、外行法律文化与内行法律文化之间、内行法律文化之间，以及上述多元的法律文化与统一法律制度的要求之间的冲突。